在西方的心理學大師中，榮格（C.G.Jung）是對中國文化最情有獨鍾者，他對《易經》給予極高的評價，曾說“《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曆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當他隱居波林根時，經常坐在塔樓旁的百年老樹下，身邊放著《易經》，用蘆葦代替蓍草來卜卦，覺得《易經》常能提供他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提示。
對於塵世間一些不可思議的、奇妙的巧合、靈驗，榮格以“同步化”（synchronicity，亦稱“共時性”）來解釋。所謂“同步化”是指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現實會互相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變成真實，亦即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與外在客觀事件中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自然因果律或線性邏輯推演所描述的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但它們總是有例外，而“同步化”現象就是這些例外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為裏面可能隱藏了被人類所忽視的「另一種真理」。
榮格認為，做為中國古典命定論理論源流的《易經》，就是他“同步化”理論的中國先驅。在《回憶、夢與反省》（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一書裏，榮格曾提到在一九三○年代，他和胡適的一次見面：他興趣盎然地問這位來自中國的哲學家對《易經》的看法，但胡適的回答卻是：「那不過是一種古老的魔法，沒有什麼意義！」
榮格問他有沒有用《易經》占卜的實際經驗。胡適倒是提到了下面這個經驗：有一次他和一位友人同行，友人告訴他正被愛情所困，兩人剛好經過一座廟宇，胡適開玩笑地對朋友說：「你下妨進去求個簽吧！」於是兩人進廟裏求籤。
榮格問胡適簽詩裏的神諭是否準確？胡適不太情願地說：「的確有點准。」而且胡適基於好玩的心理，自己也問了個問題，然後求籤。榮格又問：「那它是否提供你一個有意思的答案呢？」胡適有點猶豫、不自在地說：「哦，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你希望做這種解釋的話。」
這顯然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見面與交談。但多少也表示，榮格與胡適對占卜和《易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心態。做為杜威門生的胡適，服膺的是邏輯、理性與實證。從理性與邏輯的角度來看，不管是操作四十九根蓍草、十二粒黑白棋子，或者抽籤，其所得的結果就跟擲骰子一樣，是機率的問題，「每次都不同」，我們怎麼能以其中的「一次」結果來預卜什麼未來呢？而即使有一兩次看在來似乎可以做「應驗的解釋」，但純屬巧合，在大量觀察下，它們就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榮格卻認為，不管是八卦、靈棋蔔、擲杯茭、抽籤，雖然無法像自然因果律般「反復驗證」，但它們的應驗率似乎總比或然率要高出一些，甚至無法用或然率來解釋。這表示當事者在問卜時的「心靈狀態」跟「外在事件」間有一種超乎自然因果律的“同步化”現象。他感興趣的是這些少數的例外、個別的事件。
基本上，胡適與榮格間的不愉快是來自「普遍性」與「個別性」間的齟齬。
從某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同步化”理論──內在心靈與外在現實間奇妙的「意義與和諧」，其實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陳述，而它也正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甚至是漢民族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但像胡適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對《易經》是不太可能抱持如榮格般單純的浪漫與詩意看法的，這不只是心態的問題，還有文化現實的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胡適對《易經》來龍去脈的認識，特別是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命運判讀法則在中國民間流行情況的瞭解，必然千百倍于榮格。縱使《易經》含有深奧的哲理，但無可諱言地，它亦是中國民間諸般迷信、魔法與巫術的淵藪，而只有每天呼吸這種文化空氣的人，才能感受到它那巨大的幽暗與可怕的陰影。
胡適是在一個充滿鬼神迷信與古典命定論氣氛的中國鄉間長大的，他在《四十自述》裏，曾提到他十一二歲時看《資治通鑒》所獲得的重大啟示。其中一則是範縝的「神滅論」主張，另一則則是範縝和竟陵王蕭子良對「因果」的討論：
範縝不信佛家的因果報應，蕭子良問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縝回答說：「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胡適說，範縝這一段「明白有理」的話像一盞明燈，「在我的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引領胡適走出由因果報應及其它古典命定論所編織的可怕的天羅地網，而且也使得日後的胡適想引領他的同胞走出那幽暗與蒙昧的文化醬缸。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讓榮格欣賞的是《易經》所顯示的抽象概念，但讓胡適搖頭的則是由這些抽象概念衍生出來的愚昧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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