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09）最低工資的殺傷力（二之一）(2010-02-09 07:50:01)
標籤：張五常最低工資財經分類：五常談經濟
一月二十七日《信報》有標題云：《江蘇下月調升最低工資逾百分之十二》。內容說經濟回暖，「兩會」召開前夕，不少省市說有調升最低工資的條件。老生常談，但這一次，壓力團體的動作來得明顯了。除了年多前新《勞動合同法》與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把神州大地弄得一團糟，最低工資在內地的殺傷力不明顯。 「最低」不夠高，地方政府忙顧左右，救一救。
其實，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是這些日子先進之邦的經濟看不到有大復蘇可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北京的朋友不知山有虎，於是試向虎山行。我早要大聲疾呼，但有說服力的分析不容易，何況最低工資這回事，是政客活動的好籌碼，也有眾多利益或壓力團體的支持。在經濟學的範疇內，從本科課本到研究院的論文，我沒有讀過一句說最低工資對經濟有貢獻：因為政治上或職位上的需要而支持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一律被行家們貶低。靈魂可以出售，有價，而此價也，往往低得很。
我要從一個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分析角度來把最低工資斬一刀，有好些日子了。前幾天終於想到，這里以之起筆吧。
我要從「日工」的角度說起。因為一、中國的最低工資以「月」算，不以「日」或「時」算；二、日工不是天天有工作，每工作天的工資一般比同樣的全職月工的平均每天工資高出相當多。這樣，到今天，中國的日工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左右，近於這規限的威脅也沒有。
先從目前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說起吧。那裡的壯年而又技術及格的建築日工，今天的每日工資是人民幣一百二十。二○○三年底是人民幣五十，六年的每年平均複式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目前上海的工程特別多，炒起了一點，而六年來略有通脹。扣除這些，六年來的平均複式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二。了不起：複式實質年率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收入每六年加倍，持續下去，十二年後，上海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是四百八十。中國日常生活的物價比先進之邦低，調整後，這是近於先進之邦的水平了。居住的地方比不上人口密度低很多的發達國家，但其他日常的生活水平會是差不多。當然，假設工資的實質增長年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水平，不可靠，有點苛求，但說近六年日工工人的收入增長驚人可沒有誇張，何況其中有一年勞動法的干擾影響了經濟整體的發展。記著，日工的工資是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法例幫助的。
農民的收入增長更驚人。沿海省份，壯年的農業日工工資，二○○三年底約人民幣三十，今天約八十。算出來，複式增長年率是百分之十八強。這支持著我說過的，二○○○至二○○七這七個年頭，農民收入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二十——曾經用幾種不同的算法也大約是這個數。女的或較弱的農工的日工工資，今天約六十，老弱殘兵約四十。農工的全職月薪今天是八百至一千五百之間，前者是近於老弱殘兵了。
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的低相當多，加上有天倫之樂，打個七五折是我的大約估計。換言之，神州大地只用了約八年的時間，農民的收入就追近或可與城市工人的收入打平，達到了一個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勞力收入均衡點。工業的發展拉動農轉工，使留於農業的收入上升。倒轉過來，農民的收入上升，促成的民工荒把工業的工資推上去。去年二月二十日我發表《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其中寫道：「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這是個新的均衡點看法，淺的，不足道，但解答了二百多年來經濟學者老是找不到圓滿解釋的工資釐定的懸案。
農轉工人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理所必然。我曾屢次指出，北京千萬不要約束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目前央行關心通脹的言論顯得不知適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不要管，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也不要管。只管其他的因素吧。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出現了的。今天我們問：如果中國老早就有日工的最低工資的規限——即是說最低工資一律有效地維護著或左右著所有就業的員工——中國的經濟會怎樣了？答案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雇主會挑選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會聘用較少人手；為恐最低工資再提升，他們會作出對勞苦大眾不利的未雨綢繆；農轉工會緩慢下來，而最低工資加得夠高會出現工人大量回鄉歸故里的現象——正如年多前出現過的。除非有工會的有效維護，有機會就業的工人不會容易地獲得甜頭：去年在新勞動法下，有依法及不依法的兩種工廠，工人多選不依法的，因為依法的雇主凡事苛求。另一方面，授予工會維護權力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後話。
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了就業的機會。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我最敬佩的是數之不盡的老弱殘兵，去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說過了。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弱殘兵的日工工資只四十元，而如果有最低工資的左右，他們會失去工作。我不反對幫助或補貼這些每月只得十天八天工作的老弱殘兵，但他們可以工作，願意低薪工作，政府有什麼理由要立下最低工資的法例，間接地不准他們工作呢？老弱殘兵有他們的尊嚴，看得起自己，工資難以糊口也要工作，比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偉大得多了。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們要讓他們工作——這是我信奉不疑的。敬業樂業是人的權利，奇怪是高舉人權的眾君子也往往高舉最低工資。說不通的邏輯那麼淺，是真的不知道嗎？還是因為政治遊戲的需要呢？
我贊同補貼那些樂於自食其力但收入不足糊口的人。當年佛利民建議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就是這個意思。 「負所得稅」有不容易處理的漏洞，北京的朋友聰明，總可以想出其他的協助辦法。從西方進口的最低工資得到支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無知的勞苦大眾以為鴻鵠將至，對自己有利；其二是有知的利益團體可以利用。我的主張，是先讓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的人自由地選擇對社會有貢獻的就業，工資再低也要讓他們做，有需要時政府可再為他們作其他安排，尤其是協助他們增加知識。讓市場的競爭保護著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著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二之一）
原文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hd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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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經濟學者介紹（轉錄）
經濟危機系列談（三十三）附：那些死去的白種男人
2009年07月29日9:08
鉛筆經濟研究社 李子暘
http://www.ipencil.org/?p=3814
三十三、附：那些死去的白種男人
商業周期理論，正式的名稱是米瑟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Mises-Hayek theory of the bosiness cycle），成形於1920年代。他們二人在創建這個理論上的貢獻尤其重大。商業周期理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奧地利學派和其他經濟學派的重要區分。
雖然民族主義者會感到有些沮喪，但事實就是如此，世界上最偉大、最重要觀念的創造者，他們都屬於同一群人。這群人的特點是：死去的白種男人。商業周期理論也不例外。不過，世界上一些最糟糕、最危險的觀念也是由這群人創造的。
以下列出的死去的白種男人，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先驅和創造者。感謝他們偉大的頭腦揭示出商業周期這個深刻而內在的規律。他們不僅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市場經濟，還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人性的本質。
當然，為商業周期理論做出貢獻的不只是只有這幾個人。幾代奧地利學派學者都為此付出了努力。對商業周期理論的深入研究仍在進行中。最新出版的一些大部頭作品有待翻譯成中文。
商業周期理論並未被經濟學主流所接受。從最近的輿論來看，許多經濟學家對這個理論甚至一無所知。這或許是因為商業周期理論存在理論上的不足，或許是因為相關的實證研究還不充足。其實，從實用的角度來說，商業周期理論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投資和風險控制機制。率先實現這個設想的人，將得到豐厚的經濟回報。
期待著偉大的頭腦繼續在這個世界中出現。
薩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國人。法國是個思想非常左傾的國家，是好幾種重要左翼思想的發源地，但也有薩伊、巴斯夏、托克維爾、雷蒙·阿隆這樣優秀的自由主義者。
薩伊其實是凱恩斯之前的主流經濟學家，也算一代宗師。薩伊定律影響了無數人，成為他們理解經濟世界的基礎思想。這種真知灼見後來被凱恩斯主義所否認，並被人們遺忘。
對於經濟學來說，新的理論並不見得就是好的理論。薩伊定律是最古老的市場經濟理論之一，但現在確實很有“返回薩伊定律”的必要。
奧地利學派可能是目前唯一堅持薩伊定律的經濟學派。在重視儲蓄、強調生產、主觀效用等方面，薩伊定律都和商業周期理論有密切的內在一致。
門格爾
Carl Menger（1840-1921），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不過，他寫作的時候認為自己就是主流的經濟學派，而不是什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門格爾非常熱愛經濟學，他的寫作經常在精神亢奮的狀態下進行。他說過，如果有七個兒子，他都會送他們去學經濟學。
能夠找到的這張門格爾照片，不太符合他本人的社會地位。這張照片更像一個俄國苦役犯，還留著俄式大鬍子，彷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人物。門格爾是奧匈帝國王儲的老師。社會地位很高。
不過，門格爾晚年的情緒倒很符合照片傳遞的信息，他親眼目睹十九世紀的自由逐漸被侵蝕、被破壞，並因此預言人類將進入一個混亂、戰爭和道德退化的可怕境地。他的預言在二十世紀都變成了現實。可憐的王儲可能受到老師情緒的傳染，1889年自殺身亡。
《國民經濟學原理》出版於1871年，並不厚，讀起來似乎也並不難，但其實內容非常厚重，幾乎每一章都在以後發展成經濟學的一門學科。而且，雖然出版已經很久，但並不僅僅具有思想史的價值。當代的奧地利學派仍然不斷從這本書中汲取知識。
門格爾的生產結構理論，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基礎之一。
龐巴維克
Eugen Bohm-Bawerk（1851～1914），門格爾的學生，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人，在他那個時代，奧地利學派仍然沒有形成獨立的門派。龐巴維克等人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主流經濟學派，研究的就是經濟學，而不是什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龐巴維克最重要的著作是《資本與利息》，其中第二卷為《資本實證論》。本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知識就來自這本書。在經濟學史上，龐巴維克頭一次系統地提出了利率產生於不耐，解決了長期困擾經濟學的利息問題。龐巴維克的原創性非常顯著，難以企及。
龐巴維克的書駁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實際上，《資本與利息》就是為此而寫的。龐巴維克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所以流行，是因為反對者的水平太低。於是，他這個高手就出馬了。果然有效。 《資本與利息》面世以後，《資本論》就寫不下去了，到最後也沒有完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龐巴維克以後，馬克思主義就已經破產了。馬克思主義的繼續存在，只能從精神病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從經濟學角度繼續探討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意義。
龐貝維克在奧地利學派中的獨特性是：他是少數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奧派學者。奧地利學派，從根本上否定宏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學是偽科學。他們認為，經濟分析只有從微觀和主觀的角度才有意義，但龐巴維克的理論是標準的宏觀分析。
據說，門格爾認為，龐巴維克“犯了偉大的錯誤”。尚未見到更進一步的論述。不知門格爾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龐巴維克在門格爾生產結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迂迴生產概念。迂迴生產和利率理論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兩大基礎。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是龐巴維克的學生。雖然不是創始人，但米瑟斯是奧地利學派的真正“教主”，一生著述頗豐。
米瑟斯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的著作《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研究》（原著是德文，英文書名為《貨幣和信貸理論》）的中文譯本已經翻譯完，但尚未出版。在這本書中，商業周期理論的基本內容已經具備。
米瑟斯和德國歷史學派就方法論等問題展開了長期爭論，並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學先驗方法論。當時，德國歷史學派居於學術主流地位，他們輕蔑地把米瑟斯等人稱為“奧地利學派”。這個起初帶有輕蔑意味的名稱後來就成為這個學派的正式名稱。
192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一直預言美國正在進行的信貸擴張將導致經濟危機，當然，他們不能預測危機爆發的準確時間。其他人根本不相信這個預言。危機的爆發證明了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奧地利學派因此聲名大盛。
人們蜂擁來到米瑟斯哈耶克那裡，求教危機對策，得到的答案僅僅是自由放任，讓市場自發調整。這確實是最佳的危機對策，但人們顯然想听到更積極的干預政策。 “政府總得乾點兒什麼”。
米瑟斯們當然不可能提供什麼積極的干預政策，那等於他們自我否定。但凱恩斯主義卻提供了。也因此，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奧地利學派則被邊緣化。
也許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一定是那些總能拿出“辦法”的經濟學才是好的經濟學嗎？經濟學必須參與改造這個世界嗎？
經濟學就不能局限於認識和解釋這個世界嗎？ 米瑟斯以性格倔強著稱，“眼裡不揉沙子”。早年在歐洲，因為銀行不保證按照他的建議改造金融體系，他就拒絕出任收入豐厚的銀行董事會成員職位。在自由主義團體“朝聖山學會”的一次會議上，他曾怒斥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人為“一群社會主義者”，然後跺腳而去。
除了商業周期理論以外，米瑟斯的理論貢獻還有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這又是一次大辯論的內容——奧地利學派的歷史，基本就是和對手進行辯論的歷史。他指出，因為排斥了價格信號，所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無法進行經濟計算，無法比較不同投資之間的優劣，無法作出合理的經濟決定。因此，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無法維持的。這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致命攻擊，是否定計劃經濟的三種理論武器的第一種。
二戰中，猶太人米瑟斯來到美國，但始終沒有在美國大學中得到正式教授席位。羅斯巴德將此痛斥為美國學術史的最大污點。確實如此。不過，雖然米瑟斯在美國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支持，但也沒有遇到任何干擾。他可以自由自在地開辦自己的私人講座，並從支持他的私人基金那裡得到收入。
米瑟斯、哈耶克等人在二戰中來到美國，也就把奧地利學派及其傳統帶到了美國，並在美國成功地培養出羅斯巴德等新一代奧地利學派。現在，奧地利本國已沒有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在美國。最重要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機構是位於美國的米瑟斯研究院。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米瑟斯的學生和同事。在米瑟斯研究的基礎上，哈耶克對商業周期理論進行更深入系統的研究。
據說，哈耶克是1990年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西方知識分子。他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的代表著作是《物價與生產》，是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演講稿結集，出版於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很早以前出版過中文譯本，現在從網上可以下載到。
在《物價與生產》中，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對迂迴生產結構進行了直觀的描述。 “哈耶克三角”已經成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知識之一。
1974年，哈耶克憑藉商業周期理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在這一年，奧地利學派重新開始振興。
哈耶克終生致力於批判凱恩斯主義。不過，在《物價與生產》之後，他的研究重點就逐漸從商業周期理論和經濟學轉向了更廣泛的法治、憲政研究。同時，哈耶克和米瑟斯之間，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分歧。當然，這絲毫也不影響他們二人的私人關係。
哈耶克早年曾經和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等人展開論戰，芝加哥學派的人受到他們的導師奈特的影響，一直在學術上不接受哈耶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沒有得到經濟學教職，只得到社會學教職。哈耶克的貨幣理論遭到了貨幣主義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反對，甚至是嘲笑。晚年，哈耶克對他的貨幣理論沒有得到學界重視而感到遺憾。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哈耶克評傳》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傳》是了解哈耶克生平和學術思想的很好著作，推薦閱讀。
費雪
Irving Fisher（1867—1947），對於奧地利學派來說，費雪是個有些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費雪的利息理論和龐巴維克一脈相承，並且，大大深化了龐巴維克的利息理論。費雪的《利息理論》也是原創性難以企及的著作。並且，這本書似乎終結了利息理論。費雪之後，想在利息理論上再做研究，不太明智。
但費雪同時又是政府乾預市場的積極支持者。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對費雪多有批評。羅斯巴德就在《美國大蕭條》中多次列舉和批評了費雪鼓吹政府乾預市場的舉動。費雪對於商業周期理論也並不贊同，事實上，1929年大蕭條前夕，費雪還公開表示市場穩定。這個表態對費雪的學術威望損害不小。費雪也因此投資失敗，據說損失了幾百萬美元。
費雪的利息理論是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商業周期理論也可以從中得到支持。而且，後來費雪還著有《100%的貨幣》，觀點符合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理論。
《利息理論》有很好的中文譯本，譯者陳彪如先生是優秀的經濟學家，在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上都有很深造詣。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不能說自己懂經濟學。
羅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我最喜愛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雖然我並不贊同他的徹底無政府主義觀點。
如果說米瑟斯之於奧地利學派，好像馬克思之於馬克思主義，那麼，羅斯巴德就是奧地利學派的列寧。他不僅進行學術研究，還身體力行地推動了美國的自由主義運動，影響和改變了千百萬普通人的思想，讓他們加入到爭取和保衛自由的行列。他不僅是一個傑出的學者，還是一個絕不妥協的鬥士。
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用商業周期理論解釋了1929年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隨後的大蕭條。這本書的第一章是理論部分，介紹了商業周期理論。本輪經濟危機發生以後，中譯本出了新版。這倒和英文本的命運類似。該書的英文本差不多就在每次經濟危機時再版。不過，僅僅看這本書很難理解商業周期理論。一章的篇幅太短，對初學者來說太簡略了。
雖然商業周期理論主要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學術貢獻，但羅斯巴德也有創新，比如關於調整期通縮的正面作用等等。
羅斯巴德不但從米瑟斯那裡繼承了知識和理論，也繼承了米瑟斯的倔強，甚至發展為極端和偏激。他的偏激，即使在美國那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也往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比如，他主張父母有拒絕贍養兒童的權利。他主張立刻、徹底、全部地廢除國家，轉為無政府狀態。
理論上，羅斯巴德對米瑟斯、哈耶克、以賽亞·伯林、諾齊克等自由主義大師都有批評，指出他們理論的不徹底性。米瑟斯和羅斯巴德的個人氣質，深深影響了當代的奧地利學派。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羅斯巴德最吸引我的是，他賦予自由主義理論以強烈的道德意義。一般來說，反市場的左翼人士往往願意搶占道德製高點，自稱道德使者或者正義在手。許多自由主義者對此並不熱心，他們滿足於以效率論證自由。其實，自由包含著最大的道德。無謂地放棄道德訴求，不但是理論的不完整，而且，在爭取公眾支持方面也非常不利。
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羅斯巴德除了有自己的創見以外，還評述和批駁了其他經濟學派關於經濟危機的理論，包括凱恩斯主義的、熊彼特的、貨幣主義的等等，指出了其中的錯誤。這對於讀者深入理解商業周期理論很有助益。
除了這些死去的白種男人，奧地利學派以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去世的和在世的，各個種族的——也很重要。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完全贊同商業周期理論，甚至有人明確反對，但他們的理論同樣致力於理解經濟世界的規律和人的本性。我深受他們的影響，其影響之深，已經到了難以分辨的地步。他們的理論已經融入我的基本觀念之中，只有在重讀他們的著作時，我才能意識到，原來某個知識是當初從這裡學到的。
他們是：亞當·斯密、李嘉圖、巴斯夏、羅納德·科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加里·貝克爾、阿爾欽、巴澤爾、雅賽、大衛·弗里德曼、大衛·鮑茲、馬克·斯庫森、張五常、薛兆豐。他們的著作都有中文本，市面上可以買到。
好了，寫完了。
2009年07月29日9:08
鉛筆經濟研究社 李子暘
http://www.ipencil.org/?p=3814
三十三、附：那些死去的白種男人
商業周期理論，正式的名稱是米瑟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Mises-Hayek theory of the bosiness cycle），成形於1920年代。他們二人在創建這個理論上的貢獻尤其重大。商業周期理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奧地利學派和其他經濟學派的重要區分。
雖然民族主義者會感到有些沮喪，但事實就是如此，世界上最偉大、最重要觀念的創造者，他們都屬於同一群人。這群人的特點是：死去的白種男人。商業周期理論也不例外。不過，世界上一些最糟糕、最危險的觀念也是由這群人創造的。
以下列出的死去的白種男人，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先驅和創造者。感謝他們偉大的頭腦揭示出商業周期這個深刻而內在的規律。他們不僅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市場經濟，還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人性的本質。
當然，為商業周期理論做出貢獻的不只是只有這幾個人。幾代奧地利學派學者都為此付出了努力。對商業周期理論的深入研究仍在進行中。最新出版的一些大部頭作品有待翻譯成中文。
商業周期理論並未被經濟學主流所接受。從最近的輿論來看，許多經濟學家對這個理論甚至一無所知。這或許是因為商業周期理論存在理論上的不足，或許是因為相關的實證研究還不充足。其實，從實用的角度來說，商業周期理論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投資和風險控制機制。率先實現這個設想的人，將得到豐厚的經濟回報。
期待著偉大的頭腦繼續在這個世界中出現。
薩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國人。法國是個思想非常左傾的國家，是好幾種重要左翼思想的發源地，但也有薩伊、巴斯夏、托克維爾、雷蒙·阿隆這樣優秀的自由主義者。
薩伊其實是凱恩斯之前的主流經濟學家，也算一代宗師。薩伊定律影響了無數人，成為他們理解經濟世界的基礎思想。這種真知灼見後來被凱恩斯主義所否認，並被人們遺忘。
對於經濟學來說，新的理論並不見得就是好的理論。薩伊定律是最古老的市場經濟理論之一，但現在確實很有“返回薩伊定律”的必要。
奧地利學派可能是目前唯一堅持薩伊定律的經濟學派。在重視儲蓄、強調生產、主觀效用等方面，薩伊定律都和商業周期理論有密切的內在一致。
門格爾
Carl Menger（1840-1921），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不過，他寫作的時候認為自己就是主流的經濟學派，而不是什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門格爾非常熱愛經濟學，他的寫作經常在精神亢奮的狀態下進行。他說過，如果有七個兒子，他都會送他們去學經濟學。
能夠找到的這張門格爾照片，不太符合他本人的社會地位。這張照片更像一個俄國苦役犯，還留著俄式大鬍子，彷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人物。門格爾是奧匈帝國王儲的老師。社會地位很高。
不過，門格爾晚年的情緒倒很符合照片傳遞的信息，他親眼目睹十九世紀的自由逐漸被侵蝕、被破壞，並因此預言人類將進入一個混亂、戰爭和道德退化的可怕境地。他的預言在二十世紀都變成了現實。可憐的王儲可能受到老師情緒的傳染，1889年自殺身亡。
《國民經濟學原理》出版於1871年，並不厚，讀起來似乎也並不難，但其實內容非常厚重，幾乎每一章都在以後發展成經濟學的一門學科。而且，雖然出版已經很久，但並不僅僅具有思想史的價值。當代的奧地利學派仍然不斷從這本書中汲取知識。
門格爾的生產結構理論，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基礎之一。
龐巴維克
Eugen Bohm-Bawerk（1851～1914），門格爾的學生，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人，在他那個時代，奧地利學派仍然沒有形成獨立的門派。龐巴維克等人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主流經濟學派，研究的就是經濟學，而不是什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龐巴維克最重要的著作是《資本與利息》，其中第二卷為《資本實證論》。本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知識就來自這本書。在經濟學史上，龐巴維克頭一次系統地提出了利率產生於不耐，解決了長期困擾經濟學的利息問題。龐巴維克的原創性非常顯著，難以企及。
龐巴維克的書駁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實際上，《資本與利息》就是為此而寫的。龐巴維克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所以流行，是因為反對者的水平太低。於是，他這個高手就出馬了。果然有效。 《資本與利息》面世以後，《資本論》就寫不下去了，到最後也沒有完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龐巴維克以後，馬克思主義就已經破產了。馬克思主義的繼續存在，只能從精神病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從經濟學角度繼續探討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意義。
龐貝維克在奧地利學派中的獨特性是：他是少數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奧派學者。奧地利學派，從根本上否定宏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學是偽科學。他們認為，經濟分析只有從微觀和主觀的角度才有意義，但龐巴維克的理論是標準的宏觀分析。
據說，門格爾認為，龐巴維克“犯了偉大的錯誤”。尚未見到更進一步的論述。不知門格爾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龐巴維克在門格爾生產結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迂迴生產概念。迂迴生產和利率理論是商業周期理論的兩大基礎。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是龐巴維克的學生。雖然不是創始人，但米瑟斯是奧地利學派的真正“教主”，一生著述頗豐。
米瑟斯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的著作《貨幣理論及貨幣流通研究》（原著是德文，英文書名為《貨幣和信貸理論》）的中文譯本已經翻譯完，但尚未出版。在這本書中，商業周期理論的基本內容已經具備。
米瑟斯和德國歷史學派就方法論等問題展開了長期爭論，並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學先驗方法論。當時，德國歷史學派居於學術主流地位，他們輕蔑地把米瑟斯等人稱為“奧地利學派”。這個起初帶有輕蔑意味的名稱後來就成為這個學派的正式名稱。
192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一直預言美國正在進行的信貸擴張將導致經濟危機，當然，他們不能預測危機爆發的準確時間。其他人根本不相信這個預言。危機的爆發證明了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奧地利學派因此聲名大盛。
人們蜂擁來到米瑟斯哈耶克那裡，求教危機對策，得到的答案僅僅是自由放任，讓市場自發調整。這確實是最佳的危機對策，但人們顯然想听到更積極的干預政策。 “政府總得乾點兒什麼”。
米瑟斯們當然不可能提供什麼積極的干預政策，那等於他們自我否定。但凱恩斯主義卻提供了。也因此，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奧地利學派則被邊緣化。
也許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一定是那些總能拿出“辦法”的經濟學才是好的經濟學嗎？經濟學必須參與改造這個世界嗎？
經濟學就不能局限於認識和解釋這個世界嗎？ 米瑟斯以性格倔強著稱，“眼裡不揉沙子”。早年在歐洲，因為銀行不保證按照他的建議改造金融體系，他就拒絕出任收入豐厚的銀行董事會成員職位。在自由主義團體“朝聖山學會”的一次會議上，他曾怒斥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人為“一群社會主義者”，然後跺腳而去。
除了商業周期理論以外，米瑟斯的理論貢獻還有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這又是一次大辯論的內容——奧地利學派的歷史，基本就是和對手進行辯論的歷史。他指出，因為排斥了價格信號，所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無法進行經濟計算，無法比較不同投資之間的優劣，無法作出合理的經濟決定。因此，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無法維持的。這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致命攻擊，是否定計劃經濟的三種理論武器的第一種。
二戰中，猶太人米瑟斯來到美國，但始終沒有在美國大學中得到正式教授席位。羅斯巴德將此痛斥為美國學術史的最大污點。確實如此。不過，雖然米瑟斯在美國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支持，但也沒有遇到任何干擾。他可以自由自在地開辦自己的私人講座，並從支持他的私人基金那裡得到收入。
米瑟斯、哈耶克等人在二戰中來到美國，也就把奧地利學派及其傳統帶到了美國，並在美國成功地培養出羅斯巴德等新一代奧地利學派。現在，奧地利本國已沒有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在美國。最重要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機構是位於美國的米瑟斯研究院。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米瑟斯的學生和同事。在米瑟斯研究的基礎上，哈耶克對商業周期理論進行更深入系統的研究。
據說，哈耶克是1990年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西方知識分子。他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的代表著作是《物價與生產》，是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演講稿結集，出版於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很早以前出版過中文譯本，現在從網上可以下載到。
在《物價與生產》中，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對迂迴生產結構進行了直觀的描述。 “哈耶克三角”已經成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知識之一。
1974年，哈耶克憑藉商業周期理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在這一年，奧地利學派重新開始振興。
哈耶克終生致力於批判凱恩斯主義。不過，在《物價與生產》之後，他的研究重點就逐漸從商業周期理論和經濟學轉向了更廣泛的法治、憲政研究。同時，哈耶克和米瑟斯之間，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分歧。當然，這絲毫也不影響他們二人的私人關係。
哈耶克早年曾經和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等人展開論戰，芝加哥學派的人受到他們的導師奈特的影響，一直在學術上不接受哈耶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沒有得到經濟學教職，只得到社會學教職。哈耶克的貨幣理論遭到了貨幣主義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反對，甚至是嘲笑。晚年，哈耶克對他的貨幣理論沒有得到學界重視而感到遺憾。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哈耶克評傳》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傳》是了解哈耶克生平和學術思想的很好著作，推薦閱讀。
費雪
Irving Fisher（1867—1947），對於奧地利學派來說，費雪是個有些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費雪的利息理論和龐巴維克一脈相承，並且，大大深化了龐巴維克的利息理論。費雪的《利息理論》也是原創性難以企及的著作。並且，這本書似乎終結了利息理論。費雪之後，想在利息理論上再做研究，不太明智。
但費雪同時又是政府乾預市場的積極支持者。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對費雪多有批評。羅斯巴德就在《美國大蕭條》中多次列舉和批評了費雪鼓吹政府乾預市場的舉動。費雪對於商業周期理論也並不贊同，事實上，1929年大蕭條前夕，費雪還公開表示市場穩定。這個表態對費雪的學術威望損害不小。費雪也因此投資失敗，據說損失了幾百萬美元。
費雪的利息理論是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商業周期理論也可以從中得到支持。而且，後來費雪還著有《100%的貨幣》，觀點符合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理論。
《利息理論》有很好的中文譯本，譯者陳彪如先生是優秀的經濟學家，在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上都有很深造詣。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不能說自己懂經濟學。
羅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我最喜愛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雖然我並不贊同他的徹底無政府主義觀點。
如果說米瑟斯之於奧地利學派，好像馬克思之於馬克思主義，那麼，羅斯巴德就是奧地利學派的列寧。他不僅進行學術研究，還身體力行地推動了美國的自由主義運動，影響和改變了千百萬普通人的思想，讓他們加入到爭取和保衛自由的行列。他不僅是一個傑出的學者，還是一個絕不妥協的鬥士。
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用商業周期理論解釋了1929年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隨後的大蕭條。這本書的第一章是理論部分，介紹了商業周期理論。本輪經濟危機發生以後，中譯本出了新版。這倒和英文本的命運類似。該書的英文本差不多就在每次經濟危機時再版。不過，僅僅看這本書很難理解商業周期理論。一章的篇幅太短，對初學者來說太簡略了。
雖然商業周期理論主要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學術貢獻，但羅斯巴德也有創新，比如關於調整期通縮的正面作用等等。
羅斯巴德不但從米瑟斯那裡繼承了知識和理論，也繼承了米瑟斯的倔強，甚至發展為極端和偏激。他的偏激，即使在美國那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也往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比如，他主張父母有拒絕贍養兒童的權利。他主張立刻、徹底、全部地廢除國家，轉為無政府狀態。
理論上，羅斯巴德對米瑟斯、哈耶克、以賽亞·伯林、諾齊克等自由主義大師都有批評，指出他們理論的不徹底性。米瑟斯和羅斯巴德的個人氣質，深深影響了當代的奧地利學派。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羅斯巴德最吸引我的是，他賦予自由主義理論以強烈的道德意義。一般來說，反市場的左翼人士往往願意搶占道德製高點，自稱道德使者或者正義在手。許多自由主義者對此並不熱心，他們滿足於以效率論證自由。其實，自由包含著最大的道德。無謂地放棄道德訴求，不但是理論的不完整，而且，在爭取公眾支持方面也非常不利。
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羅斯巴德除了有自己的創見以外，還評述和批駁了其他經濟學派關於經濟危機的理論，包括凱恩斯主義的、熊彼特的、貨幣主義的等等，指出了其中的錯誤。這對於讀者深入理解商業周期理論很有助益。
除了這些死去的白種男人，奧地利學派以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去世的和在世的，各個種族的——也很重要。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完全贊同商業周期理論，甚至有人明確反對，但他們的理論同樣致力於理解經濟世界的規律和人的本性。我深受他們的影響，其影響之深，已經到了難以分辨的地步。他們的理論已經融入我的基本觀念之中，只有在重讀他們的著作時，我才能意識到，原來某個知識是當初從這裡學到的。
他們是：亞當·斯密、李嘉圖、巴斯夏、羅納德·科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加里·貝克爾、阿爾欽、巴澤爾、雅賽、大衛·弗里德曼、大衛·鮑茲、馬克·斯庫森、張五常、薛兆豐。他們的著作都有中文本，市面上可以買到。
好了，寫完了。
2009年10月14日 星期三
中國人的心靈（命運）：榮格與胡適對易經的歧見
在西方的心理學大師中，榮格（C.G.Jung）是對中國文化最情有獨鍾者，他對《易經》給予極高的評價，曾說“《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曆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當他隱居波林根時，經常坐在塔樓旁的百年老樹下，身邊放著《易經》，用蘆葦代替蓍草來卜卦，覺得《易經》常能提供他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提示。
對於塵世間一些不可思議的、奇妙的巧合、靈驗，榮格以“同步化”（synchronicity，亦稱“共時性”）來解釋。所謂“同步化”是指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現實會互相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變成真實，亦即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與外在客觀事件中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自然因果律或線性邏輯推演所描述的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但它們總是有例外，而“同步化”現象就是這些例外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為裏面可能隱藏了被人類所忽視的「另一種真理」。
榮格認為，做為中國古典命定論理論源流的《易經》，就是他“同步化”理論的中國先驅。在《回憶、夢與反省》（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一書裏，榮格曾提到在一九三○年代，他和胡適的一次見面：他興趣盎然地問這位來自中國的哲學家對《易經》的看法，但胡適的回答卻是：「那不過是一種古老的魔法，沒有什麼意義！」
榮格問他有沒有用《易經》占卜的實際經驗。胡適倒是提到了下面這個經驗：有一次他和一位友人同行，友人告訴他正被愛情所困，兩人剛好經過一座廟宇，胡適開玩笑地對朋友說：「你下妨進去求個簽吧！」於是兩人進廟裏求籤。
榮格問胡適簽詩裏的神諭是否準確？胡適不太情願地說：「的確有點准。」而且胡適基於好玩的心理，自己也問了個問題，然後求籤。榮格又問：「那它是否提供你一個有意思的答案呢？」胡適有點猶豫、不自在地說：「哦，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你希望做這種解釋的話。」
這顯然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見面與交談。但多少也表示，榮格與胡適對占卜和《易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心態。做為杜威門生的胡適，服膺的是邏輯、理性與實證。從理性與邏輯的角度來看，不管是操作四十九根蓍草、十二粒黑白棋子，或者抽籤，其所得的結果就跟擲骰子一樣，是機率的問題，「每次都不同」，我們怎麼能以其中的「一次」結果來預卜什麼未來呢？而即使有一兩次看在來似乎可以做「應驗的解釋」，但純屬巧合，在大量觀察下，它們就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榮格卻認為，不管是八卦、靈棋蔔、擲杯茭、抽籤，雖然無法像自然因果律般「反復驗證」，但它們的應驗率似乎總比或然率要高出一些，甚至無法用或然率來解釋。這表示當事者在問卜時的「心靈狀態」跟「外在事件」間有一種超乎自然因果律的“同步化”現象。他感興趣的是這些少數的例外、個別的事件。
基本上，胡適與榮格間的不愉快是來自「普遍性」與「個別性」間的齟齬。
從某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同步化”理論──內在心靈與外在現實間奇妙的「意義與和諧」，其實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陳述，而它也正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甚至是漢民族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但像胡適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對《易經》是不太可能抱持如榮格般單純的浪漫與詩意看法的，這不只是心態的問題，還有文化現實的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胡適對《易經》來龍去脈的認識，特別是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命運判讀法則在中國民間流行情況的瞭解，必然千百倍于榮格。縱使《易經》含有深奧的哲理，但無可諱言地，它亦是中國民間諸般迷信、魔法與巫術的淵藪，而只有每天呼吸這種文化空氣的人，才能感受到它那巨大的幽暗與可怕的陰影。
胡適是在一個充滿鬼神迷信與古典命定論氣氛的中國鄉間長大的，他在《四十自述》裏，曾提到他十一二歲時看《資治通鑒》所獲得的重大啟示。其中一則是範縝的「神滅論」主張，另一則則是範縝和竟陵王蕭子良對「因果」的討論：
範縝不信佛家的因果報應，蕭子良問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縝回答說：「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胡適說，範縝這一段「明白有理」的話像一盞明燈，「在我的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引領胡適走出由因果報應及其它古典命定論所編織的可怕的天羅地網，而且也使得日後的胡適想引領他的同胞走出那幽暗與蒙昧的文化醬缸。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讓榮格欣賞的是《易經》所顯示的抽象概念，但讓胡適搖頭的則是由這些抽象概念衍生出來的愚昧迷信。
原文網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568961/
對於塵世間一些不可思議的、奇妙的巧合、靈驗，榮格以“同步化”（synchronicity，亦稱“共時性”）來解釋。所謂“同步化”是指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現實會互相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變成真實，亦即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與外在客觀事件中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自然因果律或線性邏輯推演所描述的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但它們總是有例外，而“同步化”現象就是這些例外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為裏面可能隱藏了被人類所忽視的「另一種真理」。
榮格認為，做為中國古典命定論理論源流的《易經》，就是他“同步化”理論的中國先驅。在《回憶、夢與反省》（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一書裏，榮格曾提到在一九三○年代，他和胡適的一次見面：他興趣盎然地問這位來自中國的哲學家對《易經》的看法，但胡適的回答卻是：「那不過是一種古老的魔法，沒有什麼意義！」
榮格問他有沒有用《易經》占卜的實際經驗。胡適倒是提到了下面這個經驗：有一次他和一位友人同行，友人告訴他正被愛情所困，兩人剛好經過一座廟宇，胡適開玩笑地對朋友說：「你下妨進去求個簽吧！」於是兩人進廟裏求籤。
榮格問胡適簽詩裏的神諭是否準確？胡適不太情願地說：「的確有點准。」而且胡適基於好玩的心理，自己也問了個問題，然後求籤。榮格又問：「那它是否提供你一個有意思的答案呢？」胡適有點猶豫、不自在地說：「哦，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你希望做這種解釋的話。」
這顯然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見面與交談。但多少也表示，榮格與胡適對占卜和《易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心態。做為杜威門生的胡適，服膺的是邏輯、理性與實證。從理性與邏輯的角度來看，不管是操作四十九根蓍草、十二粒黑白棋子，或者抽籤，其所得的結果就跟擲骰子一樣，是機率的問題，「每次都不同」，我們怎麼能以其中的「一次」結果來預卜什麼未來呢？而即使有一兩次看在來似乎可以做「應驗的解釋」，但純屬巧合，在大量觀察下，它們就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榮格卻認為，不管是八卦、靈棋蔔、擲杯茭、抽籤，雖然無法像自然因果律般「反復驗證」，但它們的應驗率似乎總比或然率要高出一些，甚至無法用或然率來解釋。這表示當事者在問卜時的「心靈狀態」跟「外在事件」間有一種超乎自然因果律的“同步化”現象。他感興趣的是這些少數的例外、個別的事件。
基本上，胡適與榮格間的不愉快是來自「普遍性」與「個別性」間的齟齬。
從某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同步化”理論──內在心靈與外在現實間奇妙的「意義與和諧」，其實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陳述，而它也正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甚至是漢民族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但像胡適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對《易經》是不太可能抱持如榮格般單純的浪漫與詩意看法的，這不只是心態的問題，還有文化現實的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胡適對《易經》來龍去脈的認識，特別是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命運判讀法則在中國民間流行情況的瞭解，必然千百倍于榮格。縱使《易經》含有深奧的哲理，但無可諱言地，它亦是中國民間諸般迷信、魔法與巫術的淵藪，而只有每天呼吸這種文化空氣的人，才能感受到它那巨大的幽暗與可怕的陰影。
胡適是在一個充滿鬼神迷信與古典命定論氣氛的中國鄉間長大的，他在《四十自述》裏，曾提到他十一二歲時看《資治通鑒》所獲得的重大啟示。其中一則是範縝的「神滅論」主張，另一則則是範縝和竟陵王蕭子良對「因果」的討論：
範縝不信佛家的因果報應，蕭子良問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縝回答說：「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胡適說，範縝這一段「明白有理」的話像一盞明燈，「在我的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引領胡適走出由因果報應及其它古典命定論所編織的可怕的天羅地網，而且也使得日後的胡適想引領他的同胞走出那幽暗與蒙昧的文化醬缸。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讓榮格欣賞的是《易經》所顯示的抽象概念，但讓胡適搖頭的則是由這些抽象概念衍生出來的愚昧迷信。
原文網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568961/
2009年9月2日 星期三
生活經濟學
人生經濟學－第十一章 「共用財」的迷惑
吳惠林（文接7月21日A6版）
我們在上文已就燈塔這個有名的經濟歷史實例做過簡單提示，也對國防和治安這兩項經濟學教科書裡的典例做了反思，都得到：兼具近似上述兩種特性的物品，由政府來提供不一定合適的結論。其實，知識和電視節目也都近於具備這兩樣特質的例子，但很明顯的，民間製作的電視節目及出版品，都比政府提供的好看、受民眾歡迎，也當然對人民的福祉較有貢獻了。所以說，兼具這兩種特性的物品必須由政府提供，否則量會不足、甚至不會出現，一定是言過其實的，因而目前將此種物品以「公共財」稱呼，其易被立即認定為必須由政府供應，著實是個很不適當的用詞，換以「共用財」稱之雖也不是很恰當，但應較公共財來得名符其實。當前臺灣社會到處充斥政府（公家）供應的物品，其中合乎「共用」又「不能排他」特性者，可以說少之又少，而將公共財正名之後，是否會有所改善？「公共財」是由「Public Goods」直譯過來，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Samuelson）在1953年以精湛文章提出來的。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Private Goods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Public Goods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得需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頗值得商榷的！
本文網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tw/6/7/22/32750.htm
吳惠林（文接7月21日A6版）
我們在上文已就燈塔這個有名的經濟歷史實例做過簡單提示，也對國防和治安這兩項經濟學教科書裡的典例做了反思，都得到：兼具近似上述兩種特性的物品，由政府來提供不一定合適的結論。其實，知識和電視節目也都近於具備這兩樣特質的例子，但很明顯的，民間製作的電視節目及出版品，都比政府提供的好看、受民眾歡迎，也當然對人民的福祉較有貢獻了。所以說，兼具這兩種特性的物品必須由政府提供，否則量會不足、甚至不會出現，一定是言過其實的，因而目前將此種物品以「公共財」稱呼，其易被立即認定為必須由政府供應，著實是個很不適當的用詞，換以「共用財」稱之雖也不是很恰當，但應較公共財來得名符其實。當前臺灣社會到處充斥政府（公家）供應的物品，其中合乎「共用」又「不能排他」特性者，可以說少之又少，而將公共財正名之後，是否會有所改善？「公共財」是由「Public Goods」直譯過來，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Samuelson）在1953年以精湛文章提出來的。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Private Goods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Public Goods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得需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頗值得商榷的！
本文網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tw/6/7/22/32750.htm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釣魚臺論
在近代以來，國際上本來就是規定：誰先發現哪個島嶼？那個地方就是誰的！當然我們用道德仁義來看是很不合理的。然而，現在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理由，那麼今天美洲大陸和許多在太平洋群島、大洋洲與亞非各地曾被歐洲白種人給殖民的國家在當初也都必然是沒有合法性的！不過他們總會在國際上派一些媒體來放話罵中國政府以拉攏台灣民眾搞兩面手法......。
我們讀過歷史就知道，中國人在秦、漢以後即大量往東海、南海等中國沿海與南洋等地的海外漁業、貿易與航行。又其實在明、清以前中國人也到過釣魚島（最晚在宋、元大航海時代），可惜中國人在古代沒有近代西方國家的那種「海權」與「領土國家」的觀念，我們中華自古即是以「王道的天下觀」去藉由邊疆的那些各民族、外國對「中華帝國」的「朝貢政策」和「宗藩冊封」體系下去降低國防和外交上的「管理成本」，然而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思維下在當代卻是很麻煩的！儘管台灣許多人在網路上說「釣魚臺是日本的」，但事實上我們看歷史上可以發現：日本在明、清和日據時代，都未曾真正擁有釣魚島！「釣魚台島嶼的主權」當然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和全體人民的，不是對岸的「中國（中共）政府」，更不是日本和美國政府可以干涉和操弄的。不要以為我們「沒有加入聯合國」就不是一個國家，連對岸有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國當局是一個「政府」（也就是「國家」），因為我們不用向對岸盡義務與享權利，這是國際上「既定的事實」，我們不受到他們的統治和內政上的干預也是事實，因為我們早就「獨立」於「台澎金馬」了！
一直要到1970年代前後，該處發現石油且美國把附近海域和島嶼隨意轉交給日本後才會造成現在的問題......可見日本人真是圖謀不軌！為了奪取附近的資源和利益也不惜捏造事實和煽動一些親日派人士，野心不小！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台、日）斷交、中美（台美）斷交等等事件之後，國際上都只承認「一個中國」就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真正擁有「中國大陸」的政府有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因此日本和美國政府就可以對這個事情「避重就輕」，就算中國人曾經擁有釣魚島也別想拿！因為我國無法代表中國政府！對岸雖然也想要釣魚島，卻不敢超越「海峽中線」，以免美國的艦隊可以借題發揮，也就是在這種國際間的「大博奕」下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釣魚台當然屬於「中國政府」，並且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就像我們不得不承認：新疆、西藏、內蒙古、滿州和海南島這些原本「非漢民族之地區」主權也是屬於「中國」的一樣，跳脫出「民族情感」、「意識型態」這種「大中華主義」（或稱：漢族沙文主義），這也是國際上的事實。雖然一些國外媒體喜歡操弄、炒作新疆和西藏等地的「獨立建國運動」，說這些民族沒有政治權力、被漢人長期同化與壓迫。但是，如果真如歐美媒體所煽動一般地宣稱：維吾爾人、吐蕃（西藏）人 ...等非漢族的「外族人」主權不屬於「中國」，他們的身份也不是「中國人」。那我們今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去反問：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愛斯基摩人）是否也不能算是「美國人」嚕？琉球人、北海道的蝦夷（阿伊努）人等日本少數民族也不是「日本人」啊？
在過去（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政府）、現在、也許在未來皆是！其實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所要凸顯的只是一些海內外台獨、民進黨人士所愛喊的「台灣主權」有無定位的問題！但其實我們已知道那是個「謬論」！更正確的一點只是「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席次之問題」的延伸罷了！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國際情勢其實也都只是美國在背後一手策畫出來的傑作！哪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裡沒有「少數民族」、「原住民族」、「外族」和「外來政權」了？誰又不是「先來後到」這塊土地的？本該「就事論事」而非「感情用事」的，把整個社會、民眾的經濟與生活改善，令各種文化都有她的「價」，每一個人都能夠適才發揮開創自己的人生舞台、聽任鳶飛魚躍，這才是我們和一個「理想的」政府該追求的！
我們讀過歷史就知道，中國人在秦、漢以後即大量往東海、南海等中國沿海與南洋等地的海外漁業、貿易與航行。又其實在明、清以前中國人也到過釣魚島（最晚在宋、元大航海時代），可惜中國人在古代沒有近代西方國家的那種「海權」與「領土國家」的觀念，我們中華自古即是以「王道的天下觀」去藉由邊疆的那些各民族、外國對「中華帝國」的「朝貢政策」和「宗藩冊封」體系下去降低國防和外交上的「管理成本」，然而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思維下在當代卻是很麻煩的！儘管台灣許多人在網路上說「釣魚臺是日本的」，但事實上我們看歷史上可以發現：日本在明、清和日據時代，都未曾真正擁有釣魚島！「釣魚台島嶼的主權」當然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和全體人民的，不是對岸的「中國（中共）政府」，更不是日本和美國政府可以干涉和操弄的。不要以為我們「沒有加入聯合國」就不是一個國家，連對岸有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國當局是一個「政府」（也就是「國家」），因為我們不用向對岸盡義務與享權利，這是國際上「既定的事實」，我們不受到他們的統治和內政上的干預也是事實，因為我們早就「獨立」於「台澎金馬」了！
一直要到1970年代前後，該處發現石油且美國把附近海域和島嶼隨意轉交給日本後才會造成現在的問題......可見日本人真是圖謀不軌！為了奪取附近的資源和利益也不惜捏造事實和煽動一些親日派人士，野心不小！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台、日）斷交、中美（台美）斷交等等事件之後，國際上都只承認「一個中國」就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真正擁有「中國大陸」的政府有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因此日本和美國政府就可以對這個事情「避重就輕」，就算中國人曾經擁有釣魚島也別想拿！因為我國無法代表中國政府！對岸雖然也想要釣魚島，卻不敢超越「海峽中線」，以免美國的艦隊可以借題發揮，也就是在這種國際間的「大博奕」下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釣魚台當然屬於「中國政府」，並且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就像我們不得不承認：新疆、西藏、內蒙古、滿州和海南島這些原本「非漢民族之地區」主權也是屬於「中國」的一樣，跳脫出「民族情感」、「意識型態」這種「大中華主義」（或稱：漢族沙文主義），這也是國際上的事實。雖然一些國外媒體喜歡操弄、炒作新疆和西藏等地的「獨立建國運動」，說這些民族沒有政治權力、被漢人長期同化與壓迫。但是，如果真如歐美媒體所煽動一般地宣稱：維吾爾人、吐蕃（西藏）人 ...等非漢族的「外族人」主權不屬於「中國」，他們的身份也不是「中國人」。那我們今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去反問：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愛斯基摩人）是否也不能算是「美國人」嚕？琉球人、北海道的蝦夷（阿伊努）人等日本少數民族也不是「日本人」啊？
在過去（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政府）、現在、也許在未來皆是！其實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所要凸顯的只是一些海內外台獨、民進黨人士所愛喊的「台灣主權」有無定位的問題！但其實我們已知道那是個「謬論」！更正確的一點只是「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席次之問題」的延伸罷了！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國際情勢其實也都只是美國在背後一手策畫出來的傑作！哪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裡沒有「少數民族」、「原住民族」、「外族」和「外來政權」了？誰又不是「先來後到」這塊土地的？本該「就事論事」而非「感情用事」的，把整個社會、民眾的經濟與生活改善，令各種文化都有她的「價」，每一個人都能夠適才發揮開創自己的人生舞台、聽任鳶飛魚躍，這才是我們和一個「理想的」政府該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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